《幸福到萬家》收官，而同樣由趙冬苓編劇的《警察榮譽》則以8.6分位列今年迄今豆瓣國產劇口碑榜第二。從《警察榮譽》到《幸福到萬家》，都聚焦了對基層中國的透視與剖析，成為今年電視劇市場不能不提的“現象劇”。

  《警察榮譽》的“主角”是一個基層派出所，故事發生地在城鄉結合部。這一回《幸福到萬家》，故事發生地“萬家莊”則是一個農村。無論是城鄉結合部還是農村，都是基層社會的核心部分；與這兩個區域相對應的，則是如今影視劇里扎堆出現的豪華大都市。此前國產劇備受詬病的一點是：主人公非富即貴、都是“精英”的化身。精英敘事固然有講述的價值，但如果目之所及都不見基層、沒有普通人，也是對現實的一種遮蔽。

  《警察榮譽》以基層民警的“職場劇”為外殼，經由民警對老百姓糾紛的調解，讓觀眾窺見基層中國的深刻復雜性。而《幸福到萬家》則借助了導演、編劇和趙麗穎的IP效應，刻畫了女主角何幸福進城學習最終成長的“大女主”線。

  在敘事策略上，《警察榮譽》與《幸福到萬家》也是高度相似。一則呈現基層中國的復雜性，尤其是“人情”與“法治”之間的博弈；二則在“法”“理”“情”三者之間達到平衡，既尊重法治精神，也與中國的基層社會相適應，奔赴更文明的前景。

  法學家梅因有句膾炙人口的名言：進步社會的運動，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過程。置換到中國基層社會，“身份”相當于“人情”，“契約”相當于“法治”。一個發展中的中國，也是從“人情社會”向“法治社會”的過渡過程。在傳統的人情社會里，人與人之間講求的不是契約與法治，而是依照血緣、地緣關系而建立起來的親疏遠近以及規矩禮俗。

  《警察榮譽》中，城鄉結合部是“人情”與“法治”碰撞的激烈地帶。劇中最讓民警焦頭爛額的，往往是那些剛“上樓”的農民之間的糾紛。比如丟了一只雞，都能變成兩個村落之間的聚眾糾紛；老人遛狗不牽狗繩，把路過的小孩嚇壞了，警察勸說老人得牽狗繩，老人頂嘴：我在農村活了大半輩子，就沒牽過狗繩……

  《幸福到萬家》中，萬家莊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村，雖然萬家莊是一個十里八鄉最富裕的農村，但這里的法治觀念依然非常落后，萬家莊仍然是在“人情”的基礎上運轉的。村支書萬善堂是帶著全村脫貧致富的功臣，是村集團萬家集團的董事長，也是村里最具話語權、最受尊重的“長老”。萬善堂維持、協調著“人情”的運轉，很多時候他也是通情達理的。比如當何幸福早產時大出血，亟需輸血，萬善堂還是“不計前嫌”，第一時間通過喇叭號召全村人去獻血，挽救了何幸福的命。但人情社會存在的一個嚴重弊端的是，它嚴重依賴于“長老”的個人素質，并且“長老”的權威不可挑戰。一旦“長老”不懂法，那么他對很多事情的處理就只能是憑借個人意志，可一旦有人挑戰他的權威，還會遭到全村人的排擠和打壓。

  《幸福到萬家》在前半段的核心戲劇沖突，就是何幸福一而再地向萬善堂要說法、一而再地挑戰他的權威。從萬善堂兒子萬傳家以鬧婚名義對何幸福的妹妹何幸運進行猥褻的風波，到村里的征地風波，再到萬善堂踢傷何幸福的丈夫王慶來風波，身邊幾乎所有人都勸何幸福“息事寧人”，但何幸福就是要分辨出個是非對錯。萬善堂、萬傳家則對何幸福一家進行各種打壓。他們畏懼“法治”，本質上是畏懼他們在村里的地位受到威脅——如果村里的人都講“法”了，自然也就不需要他們依靠“人情”去處理各種利益糾紛了。

  作為有著豐富基層生活經驗的資深編劇，趙冬苓知道在一個僵化的環境里“改變”的困難，不避諱地呈現了法、理、情之間的妥協，但也正因如此，網上對劇情發展的爭議也在聚集，比如《警察榮譽》中，一對年輕的夫婦最終放棄起訴刁蠻無理的騷擾者。從警察的角度看，起訴過程耗費很長時間，年輕夫婦的生活也就沒有很快恢復到平靜，所以務實一點的辦法是選擇和解。但從公眾的角度看，如果選擇和解了，不就是對惡人的一種縱容？趙冬苓對這個爭議做出的解釋是：“社會就是在這種反復拉扯中不斷進步的。如果只看到妥協和忍讓，看不到在這過程中社會的進步，那是一葉障目。但如果只希望看到正義的實現而不希望其中存在著任何的妥協與綜合考量，那也是不切實際的。”

  回到《幸福到萬家》，法、理、情又該如何平衡？當何幸福一路上告時，鎮里的公安、縣里的法官都過來“勸和”，這讓何幸福的代理律師關濤很吃驚，他嚴肅痛斥這種和稀泥的做法。但退一步說，法官的說法并非全無道理：在征地風波中，村里要建保健品廠和污水處理廠，這關系到萬家莊乃至整個縣的發展，工期不能跟著官司一直耗下去，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之間應該找到一個均衡點。

  無論如何，對這個時候的萬家莊來說，當務之急是打破“人治”，讓“法治”取代“人情”；農村的富裕不僅僅指涉的是物質上的富裕，還包括精神文明的煥然一新。在被“趕出”萬家莊后，何幸福到城里學習法律，之后又回到萬家莊，不僅開辦了民宿，更給萬家莊帶來“法治”之風。一個農村新女性的成長背后，也是基層中國的變化縮影，《幸福到萬家》由此實現以小見大的現實主義表達。(文/斯沅)